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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凤凰周刊》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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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待建立战略金属储备制度  

2009-07-07 14:22:28|  分类: 我的博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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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宇

    美国《华尔街日报》1014日报道称,中国商务部将连续第二年下调钨、锡和锑的出口配额。同期被下调出口配额的还有金属钼和铟。

    商务部的上述动作是为了“保障国内战略金属供应”,《华尔街日报》如此认为。

    调节关税的确是北京试图保护稀有金属的措施之一,但《华尔街日报》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北京并没有官方的“战略金属”概念。

大陆没有战略金属目录

    上述报道中提到的钨、锡、锑、钼、铟等都是储量稀少,却在现代工业、军事以及航空、航天以及电子等领域意义重大的金属元素。

    但它们却一直是大陆众多金属、矿产专家担忧的对象。大陆的稀有金属储量丰富却缺乏管理,无节制的开采之后又被以低廉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卖到国外。

    众多专家和从业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北京能够有效保护这些珍稀金属资源。

    “战略”成为呼吁者经常使用的词汇,他们通常称之为“战略金属”、“战略元素”或是“战略矿产”。多年的呼吁之后,这些词汇也早已被民众所熟知。

    中国有色金属信息网,铟金属研究专家冯君从就是保护战略金属的呼吁者之一。

    铟是制造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液晶产品不可或缺的原料,也运用于半导体数据传输和航天产品制造等领域。中国是世界上铟储量最大的国家以及最大的出口国。

    铟在自然界储量很小,冯君从估计,中国铟的储量也仅有2500吨左右。但中国每年的生产量占全球的80%,其中90%又用于出口。

    冯经常在媒体上撰文呼吁国家对铟进行储备,并介绍日本、韩国对战略金属的储备情况。但他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原因是中国并无官方公布的战略金属目录或是储备制度。

    中科联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双利则是在关注战略金属储备多年之后,才明确得知政府从未颁布过战略金属目录。

    晏双利还是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曾经在20068月向民进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建立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为国家安全奠定物质基础。稀有金属则是晏报告中关注的重点。

    晏的报告引发了第二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的相关提案以及之后的一次中央四部委联席会议。

    晏双利认为,那些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尖端武器制造等方面必须使用,关系国家安全的稀有金属,比如钨,就应该被明确界定为战略金属,不能再把它们当作普通商品去开采、出口。

    钨是制造穿甲弹等军械弹药的必需关键金属,因为其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高温性能,被称为“工业的牙齿”。

    据专家测算,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大陆原本丰富的钨矿资源14年内将全部被开采完。

“到那个时候,军队为了造武器到国外采购,除了价格必然会飞涨,外国还可能根本就不卖给你,”晏双利说,“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金属应该由国家回购矿山,或者直接交给军方管理。”

    但战略金属目录和官方认定的空白,使得晏的呼吁只能沦为一种民间观点,钨在中国依然是一件普通商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潘家柱的呼吁则侧重于立法。

    潘家柱称,中国稀有战略金属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明确。这导致战略储备运作和出口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潘建议,北京应该尽早明确稀有战略金属的法律地位,为建立战略金属资源保护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战略金属的中国空白

    中科院院士徐光宪也是稀有金属保护的呼吁者之一,他关注的重点是对稀土、钍等金属的保护。徐经常在文章中强调,稀土的17种元素中,除钷以外的16种元素都是战略金属元素。

    但徐表示,他的“战略金属元素”概念并非来自北京,而是来自美国和日本。美国国防部共确定了钍、铀、钚等约35种元素,日本防卫厅确定了约30种元素为战略元素,并立法规定国家要有一定量的储备。

    两国国防部门在对16种稀土元素的战略元素认定上完全一致。这令目睹本国稀土资源至今仍在快速流失的徐光宪心如刀绞。

    与稀土伴生的钍元素是潜在的核燃料,但徐光宪称,大陆对钍元素的利用率为零。徐多年来呼吁对其进行国家储备,至今未果。

    除了国防部门的认定,日、美等国还在战略金属和矿产的立法、机构设置、储备上建立了完备的制度。

    美国战略性矿产品储备工作始于1939年。1946年,美国制定了《重要战略性物资储备法》。1975年制定了《能源政策与保护法》。日本则在1980年制定了《石油公团法》和《石油储备法》。韩国在1967年制定了《调达基金法》。

    大陆《科学时报》文章称,上述国家的立法涵盖了储备的主体、职能和职责,储备资源的购入、动用、变更,储备基地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等众多方面。

    这些已经实行了数十年的立法使系统的战略储备顺理成章,但这在中国还仍然是一个空白。

    1983年,日本正式开始实施国家储备制度,由日本矿业事业团负责国家储备的运行,并建立了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协作的制度。镍、铬、钼、锰、钒、钨、钴7种金属被确定为国家储备对象。

    2002年,日本颁布《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法》。基于这一法律,日本两年后设立了独立行政法人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

    该机构下设金属资源开发本部、资源储备本部、金属矿害防止支援本部等5个部门。其中资源储备本部下属的稀有金属储备部负责稀有金属储备制度的日常运转。

    2006年底,日本又宣布增加14种战略金属储备,包括铟、钨、钼、锗等。第二年3月,韩国也公布了增加国家储备的类似政策。

    美国则是世界上矿产品战略储备品种最多、储备量最大的国家。1985年,美国储备的战略资源已经多达6393种,包括石油、铀、铝、锑、铬、黄金等重要矿产。此后,上述名单不断增加。

    早在2002年前后,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对国外战略储备制度展开的调查就发现,已经有10个国家建立了较完善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和韩国。调查还强调,这些国家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近60%

除了制度的确立,这些国家纷纷设立了专门的战略性矿产储备管理机构。

    如美国战略性非燃料矿产品储备的管理部门包括国防部、国防部后勤局、联邦应急管理局、联邦总务署等部门。日本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则由通商产业省负责,瑞士由经济部、瑞典由国防部经济保卫局、法国由国家矿产储备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负责。

    完整的战略资源立法和储备体系的建立,使这些国家可以系统地实施资源安全战略。

    与大陆学者为保护本国稀有金属而四处奔走不同,上述国家的战略资源安全思路早已超出本国的范围,并往往以中国为目标。

    中国金属学会下属《金属世界》杂志引用2008年最新的数据称,日本收储的稀有金属资源大部分来源于中国。稀土、钨、钼、锰、钒等资源对中国的依赖度分别高达83%86.7%18.2%23.6%14%

    2007年,大陆出口日本的镍铁14432吨,占大陆出口量的84%,铬铁27.8万吨,占出口量的84%

    这令大陆学者一边感叹本国的战略资源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一边呼吁尽快建立稀有金属、矿藏等战略物资储备制度。

    200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就曾经撰文《建立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和体系》,进行了系统论述。

    陈毓川强调,建立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和体制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之一,应该包括涉及国防安全,以及可影响国际市场、国内处于优势的矿产等,比如铀、钨、锡、锑、秘、稀土和铿。

谁来负责?

    类似研究在大陆从未中断。

    2001年,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出版的《矿产资源规划研究》一书甚至列出了应该成为战略元素的详细清单。

    清单包括需要储备的急缺矿种和需要大量进口的矿种21种:石油、天然气、铜、富铁矿、富铝矿、镍矿、钦矿、钻矿、错矿、宝石、金、铅、锌、锰、金刚石、钾盐、磷矿、矿物氮肥及化学氮肥、大理石、硫矿、硼矿;大陆具有优势并对国际市场影响大的矿产有5:稀土、钨矿、锡矿、锑矿、锉矿。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以及国土资源部在《国土资源“十五”计划纲要》中分别提到,“要逐步建立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和“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国家储备制度,增强应付矿产品贸易市场突发事件的能力”。

    5年之后,国土部《国土资源“十一五”计划纲要》再次提出将启动铁、铜、铝、锰、铬、钾盐等非能源短缺性矿产和稀土、钨等优势矿产的矿产品战略储备。

    最新消息是,20089月,大陆《上海证券报》披露,由国土资源部负责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已通过专家论证并上报国务院待批。这一规划将对大陆矿产资源战略储备进行全面规划并伴以落地性意见,以便操作。

    但在参加了20079月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四部委联席会议之后,晏双利对某一部门单独发出的消息能否最终被证明实现存有疑虑。

    这次会议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牵头,召集四部委就战略金属等资源的保护和储备进行会谈。晏双利称,会议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四部委中没有一个设立有战略资源管理的专门机构。

    晏双利此后分析国土部不断释放的信号称,国土部只对尚未开采的矿藏是否开采拥有决定权,以及对正在开采的矿藏的开采规模进行调控。至于已经开采出来的稀有金属的流通,国土部则无能为力。

    国土部的上述权限或许并不足以担当稀有金属保护或是储备的重任。

    商务部也在进行相关努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部主任赵玉敏曾向媒体表示,未来对稀有金属的贸易政策调整上,除了加强原有的出口配额、进出口资质认证等措施外,关税政策的调整将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配额、关税等措施实施的时间几乎和大陆稀有金属流失的时间一样长。在晏双利看来,配额制度对于保护稀有金属意义也不是很大。

    “关键是这些措施都是用来对待普通商品的,如果把一些金属列为战略金属,就不能用对待普通商品的措施。”晏双利说,有些稀有金属每年产量很小,即使关税再高,日、韩等国也会不惜代价地将其买走,关税和价格远非问题关键。

    至于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在晏双利看来,权限和级别更加不够。

    晏双利认为,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由北京高层授权国家发改委等高级别单位专门负责,或是成立国家战略储备委员会,才能处理好立法、战略金属目录认定、储备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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